联合治疗

在平等权和其他法益之间发生冲突时，联邦宪法法院区分不同情况，适用相应的权衡原则。

[8]在这一制度下，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利用开放数据的公共价值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政务数据提供部门应及时受理数据开放申请，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通过开放平台向申请方开放其所需数据。

[19] 夏志强、李天兵：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理论论争，《行政论坛》2021年第3期，第47页。实践中相比起滥用裁量权的积极行为，裁量怠惰更为隐蔽，也更加难以控制。（一）开放端的裁量范围缩小：重点领域法定开放 数据开放的定位和特征决定不能简单地将裁量权完全消灭。[41]而试图通过规则细化来达到限制裁量权的目的，必然要面对过与不过的两难问题。（一）数据开放范围裁量权有利于发挥服务行政的能动性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动了行政变革，而政府自身的功能定位和治理手段调整也决定了行政手段在何种轨道上发展。

因而，在未来国家层面数据开放的统一立法中，应当注意到裁量空间的合理设置，综合权衡避免权力恣意的控权考量和社会治理的灵活需要，保证裁量权力在理性区间内行使，最大限度实现数据开放提升治理水平和满足社会发展的价值。一方面，裁量权限制是实现最优数据服务的要求。行政调查程序也罢，犯罪侦查、刑事程序也罢，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适用该条时的问题。

在实务中，在前述伊春空难的刑事诉讼中，法院认为：事故调查报告是由国务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通过调查分析和科学论证作出的，其结论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从已有种种防止对策为何不能发挥功能来看，连法律法规自身也能成为事故的要因。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所列举的证据材料都是客观性证据。之后由民航局审议调查报告，经国务院或者民航局批准后，调查工作即告结束。

所谓事故调查的容许性，是指事故调查是否需要法律根据。此项权利，除第33条的情形外，如无依据正当理由签发、并明示搜查场所及扣押物品的令状，一概不得侵犯。

虽然行政调查的一般原理可以应用于安全事故的行政调查，但安全事故的行政调查还是有其独特之处的，仅仅强调行政处理过程中的行政调查只能有助于解决事故责任调查的合法性控制，事故预防调查的特殊性难以在一般的行政调查研究中得到重视。这一点通常的讨论形式就是，行政调查发现犯罪嫌疑时，行政调查机关负有告发义务吗？行政调查的公务员应当根据保密义务来遮断信息吗？为了调和令状主义的实质保障与公益协助，可承认告发和通报。[11]但是，因医疗安全调查委员会对于单纯过失以上的情形有可能通知警察，遭到部分医师的强烈反对，最终该法案未能成立。第二种做法则与之相反，能让行政调查发挥功能，却可能因获取的信息中有犯罪嫌疑内容，虽然禁止提供该信息，但也难以否定有揭发或者通报的可能。

[20]在通信检查上，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简言之，风险社会中有诸多不确定的未知因素，事故预防调查就是要查明过去事故的原因，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习得的知识也要应用于新的实践，仅仅通过追究法律责任是无法实现安全保障制度更新的目的的。民航局收到事发相关单位的事故、事故征候报告后，可决定启动调查，指定调查员、组成调查组。[21]另外，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1983年9月2日）、《监狱法》（2012年）第47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监狱也有权检查信件。

运输安全委员会是日本第一个防止再发型的事故调查机关。个例、特定案件才存在的问题难以成为事故预防调查的对象。

[2] 2022年3月21日，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波音737-800型B-1791号机在广西梧州市藤县坠毁，机上132人全部遇难。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国务院随即成立事故现场处置指挥部和事故技术调查组，展开现场救援、善后处置、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2012年6月29日，经国务院批复结案，国家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总局发布了《河南航空有限公司黑龙江伊春8·24特别重大飞机坠毁事故调查报告》。2007年，国务院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调查处理条例》）这一一般性行政法规。另外，虽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全国各地都存在机关设置，人手充足，而且在证据保全的技术上也有优势。责难或追究责任不是本活动的目的。为了获取安全事故信息，行政机关有多种多样的调查手段，主要有询问调查、要求提交报告、查阅有关资料、要求提交物品资料、抽样检验、进入现场调查等。

通常，事故调查报告中所揭示的事实，是公开的，可以用于民事法律责任的追究。在事故调查人员的专业性上，《调查处理条例》第23条规定：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这些差异的存在，也让两者相互利用转换的问题值得关注。为了有效地发掘事故信息，查明组织、管理乃至系统、体制上的原因，如果承认事故预防调查的必要性，设置专门的事故预防调查机关也就有其必要性。

1.手段的必要性 事故调查的目的在于获取事故信息，查明真相和原因，而不得追求违法目的。外部专家的参与也是事故调查与行政活动中其他个别调查的一点区别。

调查目的不同，会影响调查组织、对象、范围、权限、程序、安全标准及可诉性等诸多方面的设计。可将事故预防调查限定在那些具有公共性、普遍性、常发性的重要风险领域，与事故责任调查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共同构筑安全事故行政调查的制度体系。法律确定的标准是既有安全的观念，追究法律责任自然应当在限度之内，原则上不允许超过社会共有的一般安全观念。[26]［日］笹倉宏紀「行政調査――刑事手続法の視点から」法律時報85巻12号（2013年）29頁参照。

有鉴于此，为了吸取教训，获取更多更有效的信息，可以考虑在特定领域设立专门的事故调查机关，建立事故预防调查制度，也就是仅仅为了防止事故或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而从安全学或失败学的角度展开调查。在事故责任调查中，根据《调查处理条例》第32条规定，一般事故处理的基本程序为：先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作出批复，然后由有关机关按照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

（二）原因分析及主要依据。消费者事故信息也由此走向一元化收集，但事故调查制度仍不完善。

运输安全委员会负责调查航空、铁道、船舶的事故、事态，并对相关者作出劝告，属于统合型事故调查机关。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发生安全事故，就应当展开调查，以便追究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29]［日］山本隆司「事故·インシデント情報の収集·分析·公表に関する行政法上の問題（下）」ジュリスト1311号（2006年）171—172頁参照。在这一最终成立的医疗事故调查制度中，医疗机构作出医疗事故判断时，要向医疗事故调查支援中心报告，接受医疗事故调查等支援团体的支援展开事故调查，要将调查结果向遗属说明，并向医疗事故调查支援中心报告。行政调查是为了实现行政上目的的程序，而非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也不与其直接关联，这种检查具有公益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如后所述，将用于某一目的的调查用于其他目的，可能成为法律问题。

行政调查自身并没有为私人设定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也不产生那样的法律效果，属于事实行为。但这种调查具有局限性。

在事故责任调查中，事故处理机关也是事故调查机关，并可能设立专门的事故调查组负责调查事务。最高法院举出的行政调查供述义务不违反日本宪法第38条第1款的论据，只不过是从行政调查的目的出发将强制供述予以正当化而已。

在存在合作的事故调查中，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换就会相对顺畅一些，但问题同样也存在。[29] 在我国的某些实务领域中，事故调查机关与警察、检察之间存在一定合作。